作者：茍東鋒（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學系副教授）

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討論逐漸走向深沉，出現了一股以“生生”哲學為代表的造論熱潮，與此同時，關于重寫中國哲學史的方法和實踐也吸引了諸多學者的注意。如果說“生生”哲學體現了部分中國學人對中國哲學“底本”的自覺關懷，那么此期學術中的中國哲學史書寫也應從“底本”問題的反思和契合入手。以下從三方面簡要提出一個思路。

(資料圖)

中國哲學史的三種書寫范式

第一部以《中國哲學史》命名的著作雖出自謝無量之手，但學界一般認為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才是開創中國哲學史新紀元的作品。胡適后來說：“我這本書的特別立場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個學派的‘名學方法’（邏輯方法，即知識思考的方法），認為這是哲學史的中心問題。”實際上，這本書之所以開風氣之先，主要就在于胡適試圖以“邏輯”貫通中國傳統思想的方法論。所謂“邏輯”即廣義的“哲學”，只不過胡適理解的哲學更多指向知識論。胡適之后，有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和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一方面在內容的完整性和表述的恰當性等方面有所推進，另一方面則將哲學拓展至宇宙論、本體論、價值論、人生論和方法論等領域。然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書寫范式問題在于有“哲學”而無“歷史”，馮友蘭和張岱年等人的哲學史亦不能完全免除此問題。

真正將歷史觀念引入哲學進而重寫中國哲學史的是有馬克思主義知識和教育背景的中國哲學史家。受蘇聯日丹諾夫哲學史觀影響，中國哲學史被理解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斗爭的歷史，這一方法在一些關于中國哲學史的著作中得到比較充分的體現。然而，這種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簡化和僵化的弊端。有的關于中國哲學史的著作將哲學史提煉成一個人類認識螺旋上升的過程。有的著作則在廣義認識論的架構中將中國哲學史描述為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運動過程。這一中國哲學書寫范式力圖貫徹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則，但其特點在于，有“哲學”和“歷史”，而“中國”似乎缺席了。

比較注重從“中國”立場刻畫中國哲學史的是牟宗三。牟宗三同樣有明確的歷史觀念，他將中國哲學理解為生命的學問，將中國哲學史理解為個體生命追求理想而必然通過實踐表現出來的歷史過程。在牟宗三看來，中國哲學的理想亦即哲學史的原始端點是“道德的向上的心”，它規定著中國哲學的基本走向。此“心”在觀念上表現為由孔子框定的“仁智之全”，它“即存有即活動”，牟宗三以此為方法具體而微地撰寫了宋明理學中國哲學斷代史，即《心體與性體》和《從陸象山到劉蕺山》，提出了著名的“三系論”。牟宗三的中國哲學史書寫范式雖集齊了中國哲學史三要素，但一方面沒有全面貫通，另一方面則缺乏方法論自覺，也就是沒有從哲學“底本”出發肯定中國哲學史的書寫方法。

中國的歷史觀念與名實相即

由上述可知，在中國哲學史的書寫過程中，確立中國的“歷史”觀念是一項基本要求。所謂“歷史”不能照日常那樣簡單理解為人所經歷的現象與事件的總和，而是統攝事件的“一”與事件之“多”的一種關系狀態。然而，歷史事件變化多端、錯綜復雜且永恒流動，其間是否存在內在的必然聯系呢？

事實上，西方哲學傳統曾經長期對此持懷疑態度。這是因為從柏拉圖開始，西方哲學就對理念世界和現象世界嚴格區分，認為知識的對象是永恒的理念，意見的對象是變化的現象。歷史研究的對象既然是變化的過程，那么它顯然就不能成為知識的對象。在這種本質主義的影響下，西方流行一種反歷史主義，多數學者認為歷史學不具備成為科學的資格，笛卡爾甚至斷定“歷史是不可能的”。這種情況在經過了斯賓諾莎、維柯和康德等人的反思之后，到了黑格爾才完全扭轉過來。黑格爾發掘了辯證法，肯定了變化中的不變，由此將歷史理解為“絕對精神”的自我呈現，并首次明確提出了“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原則。不過，黑格爾所謂歷史和邏輯的一致是以邏輯為基礎而決定歷史。因此，馬克思雖然繼承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卻認為他顛倒了歷史和邏輯的關系，進而將其反轉過來，在實踐的視域中重建“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原則。

與西方不同，中國文化有重史的傳統。儒道二家很早都發展出成熟的歷史觀念。作為周朝史官的老子發現一切現象都在變化，所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由此“觀變思常”，提出了作為變中不變的“常道”。作為“常”的“道”的主要內容就是“反”，亦即相反相成和循環往復的辯證法。同樣，孔子的視野也是三代以來的歷史變遷及其趨勢，他提出：“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這是認為歷史的變化中存在某種定數能夠為人所知，由此就可推測歷史的趨勢。因此，荀子直截了當地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將變與不變講得最清楚的是《周易》，《系辭傳》講：“《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這是講變中的不變之常就是變本身，此即“生生之謂易”。將歷史的觀念理解為“生生”是中國哲學的特質和底本。

進而言之，“生生”意味著將歷史理解為一個生生不息的生命過程。既是一個生命的過程，必定有自身的目的。然而，與黑格爾“絕對精神”的自我實現將目的設置在當下或未來不同，中國哲學的這個目的被認為在歷史的開端處就已經實現過了。因此，除法家外，諸子百家幾乎都認同“法先王”的理念。牟宗三曾將先秦諸子產生的原因概括為“周文疲敝”，這里的預設是周文曾經“郁郁”。諸子百家憂患于現實中“疲敝”之周文，而在理想中“郁郁”之周文的感召下，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進而成就了各自的學術。比牟宗三更精準的是《管子》中的講法“夫名實之相怨，久矣”，這個說法預設了人類歷史的開端乃是一種名實相即的狀態。這樣一來，整個人類歷史的內在邏輯就可以理解為回歸名實相即的種種努力和實踐。歐陽修在《新唐書》中即明白指出：“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為虛名。”這是認為上古之世，禮樂之名與實相副，后來的歷史禮樂徒為虛名，因而歷史的內在邏輯可以視為追求名實符合的理想，進而要求回歸三代的歷程。

可以發現，中國哲學在歷史觀念的理解方面表現出富有智慧的思考，因而馮契曾說中國古代的辯證邏輯比較發達。西方自黑格爾之后發展出了成熟的辯證邏輯，但黑格爾依然受到柏拉圖以來觀念論的深刻影響，由此才引發馬克思反其道而行之，走向了唯物論。然而，西方哲學此后也發生了一種分裂，究竟是邏輯決定歷史還是歷史決定邏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無法完全落實。反觀中國哲學，歷史與邏輯相統一亦即名實相即。明末學者方以智提出：“有實即有名，猶有形即有影。天地既分，物物而名之，事事而名之……名名之幾，即生生之幾。”如果將歷史理解為生生的過程，那么人類為事物命名的名名過程則是尋找歷史的邏輯，生生與名名相通意味著歷史與邏輯的真正統一。

從古典哲學史到當代哲學史

中國哲學的形成與中國哲學的反思幾乎是同步的，后者意味著中國哲學史書寫的開始。古典中國哲學史的書寫大致有兩個階段，一個是先秦時期，一個是宋明時代。就前者而言，有兩種類型。

一種是儒家型，以《荀子·非十二子》為代表。其核心要義是以“法先王”為“總方略”，進而“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在荀子看來，諸子的歷史應以先王和孔子的理想型裁定，未來的歷史也是對這個邏輯的回歸。荀子之前，根據《論語》記載，子貢回答衛公孫朝“仲尼焉學”之問，就曾總結說：“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這是講以上古的文武之道為哲學開端，哲學史可以理解為對這一開端的不同程度的回歸，孔子則是一個集大成者，完成了一個圓圈。

另一種是道家型，以《莊子·天下篇》為代表。其中對百家之學的產生提出一種解釋：“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莊子試圖站在各家學派之外審視這些學說的由來和關系，認為百家之學是“道術為天下裂”的產物。莊子還提出：“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這意味著作為哲學開端的“古之道術”或“道”既是百家之學的內在根據，又超然獨立于百家之學之外，是一種哲學史的永恒目標和動力。道家的這種哲學史架構在老子那里就萌芽了，老子講：“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如果將德、仁、義、禮分別看作各派的主張或者歷史的展開，那么老子的哲學史觀也是“道術為天下裂”。

宋明時期的中國哲學史以《明儒學案》為代表。宋代以后，儒學復興，從韓愈到朱熹，理學家逐漸建構起一種“道統論”，認為儒家的精神由堯、舜、禹相授受，傳至孔、孟，孟子之后失落數千年，后由理學家繼承。宋明時代的諸多理學史著作如《伊洛淵源錄》《圣學宗傳》《理學宗傳》等都是在道統論指導下撰寫，難免有門戶之見。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則有所不同，他提出：“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于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這可以看作儒家型和道家型兩種哲學史觀的綜合，主張道（天、性）并非抽象實體，因此回歸道就是萬物自生而已，此即黃宗羲所言“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是本體”。亦即王夫之所謂“性日生日成”。如果將本體理解為邏輯，將工夫理解為歷史，這種主張其實是超越抽象主宰，要求回到當下生生不息的真實中，是以消解邏輯的方式建構歷史和邏輯的統一。

以上述分析為背景，回到中國哲學史的當代書寫，可以提出以下幾條原則：第一，應有歷史觀念。近代以來的中國哲學史書寫之所以不能令人滿意主要在于缺乏正確的歷史觀念，由此寫就的中國哲學史要么只是哲學材料的拼合，要么陷入某種不相干的架構而遠離了中國哲學史的實際。第二，應有明確的底本意識。中國哲學史在“中國”的名義下展開，保住“中國”二字的唯一方法是從中國哲學底本出發梳理和反思中國哲學史。一言以蔽之，中國哲學的底本是從生生出發把握歷史的內在邏輯，認定名實相即，生生即名名。第三，應當接續古典中國哲學史。即在融匯儒道二家哲學史觀的基礎上，注重從生命邏輯的角度呈現哲學史的脈絡，既辨識和判定其中的正宗，又不忽略其所謂支脈，力求使每種哲學理論都得到具體真實的呈現。第四，應當保持開放性。當我們確定中國哲學史的書寫原則是從歷史與邏輯相統一回歸名實相即的時候，不僅中國哲學史自身得到了確立，而且還為容納和綜合西方哲學留下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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