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改革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的關鍵一環，也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當前改革已步入深水區，預計重點或圍繞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升農民工落戶城鎮意愿兩方面展開。根據我們測算，預計農民工進城落戶每年或帶來2202億元的新增消費需求（占比社零0.5%左右）、4095億元的新增購房需求（占比地產銷售總額3.1%左右）、1375億元的新增租房需求（占比住房租賃市場總額6%左右）。實際效果需綜合考慮改革推進節奏、農民工群體結構性變化等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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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改革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的關鍵一環，也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

一方面，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根據國家統計局，截至2022年，在城鎮居住的進城農民工數量達到1.3億人，戶籍人口城鎮化率47.7%，距離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5.22%的水平仍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戶籍改革可以有效釋放住房、消費需求。出于對缺乏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顧慮，進城農民工普遍“不敢消費”，根據國研中心數據，農民工邊際消費傾向大約比城鎮居民低15%-20%。

▍改革開放以來，戶籍改革沿著自下而上、從地方試點到全國推廣演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成效可觀。

戶籍改革工作主要分為三個層次展開，分別為：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Ⅰ型大城市落戶條件、完善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積分落戶政策。截至2022年，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基本取消落戶限制，超過1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同時，浙江、江蘇等十余個地區以省份為單位全面放開落戶條件，長三角、珠三角戶籍準入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工作加快推進。

▍伴隨改革步入深水區，關于是否能落戶、愿落戶的更多難點問題開始凸顯：

從人口流入城市來看，集中流入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壓力較大，預計政策將強化隨遷子女教育保障、提高社保統籌層次，同時落實“人地錢”掛鉤機制。根據我們測算，每年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平均成本約占地方財政收入的12%。隨著農民工群體出現老齡化趨勢，人口流入省份的社保支出壓力也會增加。對此，預計政策一方面或持續提高社會保險統籌層次、加大人口集中流入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位供給、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等；另一方面，進一步落實“人地錢”掛鉤機制，包括加大對人口流入城市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加快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對建設用地指標進行跨省交易和調配等。

從進城農民工來看，落戶城鎮意愿有限，預計政策將穩慎推進宅基地改革試點、完善自愿退出補償機制，以及強化農民工勞動權益保障。根據經濟日報統計，農民工群體中真正在城市扎根、居住10年以上的，不到農民工總數的兩成。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方面，農民宅基地權益保障機制尚不完善，全國農村宅基地閑置率超過18%。預計政策將通過探索宅基地使用權的流轉、抵押、自愿有償退出等，來增加農戶的財產性收入。另一方面，較低收入與較高城鎮生活成本之間存在矛盾，預計政策將積極開展農民工穩就業職業技能培訓、改革最低工資標準、完善就業補貼等。

▍戶籍改革對消費、住房需求的整體拉動效果有望達到萬億級別，但需綜合考慮改革推進節奏、農民工群體結構性變化等因素帶來的影響。

根據我們測算，預計農民工進城落戶每年或帶來2202億元的新增消費需求（占比社零0.5%左右）、4095億元的新增購房需求（占比地產銷售總額3.1%左右）、1375億元的新增租房需求（占比住房租賃市場總額6%左右）。但是，戶籍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必須全盤考慮、逐步推進。此外，戶籍改革對內需的實際拉動效果還需綜合考慮農民工群體的結構性變化等其他因素影響。例如，“新生代農民工”邊際消費傾向更高、農民工流動半徑逐漸縮小等，可能導致戶籍的消費抑制效應有所減弱。

▍風險因素：

經濟增速下行風險；政策不及預期；戶籍改革進度不及預期

本文源自：券商研報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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