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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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聞：賴清德這次低調“過境”竄美，反映了美國以及臺灣方面怎樣的矛盾心態？您怎么看？

特約評論員庚欣：這次賴清德“過境”美國紐約，表現為兩個低調，一個是賴清德的低調，一個是美國的低調。當然，美國的低調是主導。這表明了美國正在“以臺制華”和“與華共舞”之間左右為難的矛盾心態。其實，美國一直存在這種矛盾，最近中美關系有所緩和但又起落不定，就更使得美國在臺灣問題上表現出“進退失據”的窘境：既要和中國緩和事態、緩和關系，又要繼續“以臺制華”；既要在臺海挑撥離間、牽制中國，又想避免臺海發生真正的重大危機和風險。這種矛盾心態，決定了美國在安排賴清德“過境”時的矛盾舉動。

同時，受制于美國的低調，臺灣當局即賴清德也不得不表現得比較“低調”。這種低調實際上是表明“臺獨”正在弱化成為一個“有限的麻煩制造者”。賴清德鼓吹“臺獨”的一些陳詞濫調，并沒有什么新意，在陳水扁甚至李登輝之前就有這些說辭，這不過是對兩岸關系暫時存在的政治現實困境的一種錯誤解讀而已。其實，兩岸本來就是“一體”的事實，無論在法理上，還是客觀存在的兩岸血緣、文化、歷史關系上，特別是近代以來兩岸互動的現實過程，以及最近十幾年兩岸逐漸形成的和平發展、融合發展關系結構，包括雙邊特殊經貿關系優惠機制，當然還有國際社會的普遍認知和共識，兩岸一體、一個中國，已經成為今天國際社會基本秩序的重要共識，這些都使得賴清德的那些陳詞濫調不攻自破，根本不值一駁。這也是他不能不低調的政治原因之一，正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

同時，由于兩岸關系的綜合力量差距越來越大，中美關系的變化越來越多，以及島內各種政治力量互動和操作越來越復雜，就使得臺灣，特別是民進黨當局現在“棋子”的這種既荒腔走板、自取其辱，又弱勢日顯的特征，顯得特別突出，已經使得島內包括選舉等元素，在中美互動與兩岸互動之間作用，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因為已經喪失自主性的臺灣特別是民進黨當局，已經完全沒有了自己的立場、身份定位和利益訴求，已經徹底矮化，走向主動充當美國棋子的方向。這樣，他只能聽憑中美互動的大勢所定，全無什么自主可言。連惹是生非的時候，也不過就是一個“有限的麻煩制造者“的定位了。本來在臺灣問題上，還有“大兩岸”即中美關系和“小兩岸”即臺海兩岸關系之分，現在則因為臺灣過于自我弱化、自我矮化，就使得大兩岸即中美的互動，已經幾乎成為了絕對的主體，臺灣島內包括選舉以及參選人言行的因素，已經越來越弱化，并且走向極端碎片、極端缺乏建設性的方向。這也是這次賴清德“過境”美國所表現出的真實背景。

中美國旗

直新聞：最近中美涉臺博弈不僅分量加重，而且變得更復雜微妙，您怎么看？

特約評論員庚欣：臺灣問題在中美關系中的分量加重，是表明今天中美互動中，美國制約中國的工具越來越少，有黔驢技窮的感覺。因為從貿易制裁、科技壁壘、“脫鉤斷鏈”到陣營對抗等，都難以見效，美國只得祭出對美風險也很大的“臺灣牌”，但多年實踐已證明，中國政府的臺灣政策非常成熟，美國這張牌打得也不順利。特別是隨著近來中美關系有所緩和，于是出現了美方在涉臺問題上的微妙調整。比如極力表示愿與中國軍方進行接觸，明確表示希望避免臺海出現風險；對賴清德“過境”等采取較低調的處理；對美國國會議員對臺動作也有所約束等。這些都表明，臺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的核心，但并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的核心，不是中美必然走向沖突的“死穴”，也不是中美關系困局的根本癥結。

王毅外長明確指出，中美關系之所以陷入建交以來的最低谷，它的根源或者它的主要病根，就在于美方抱持錯誤的對華認知，制定了錯誤的對華政策。我很贊同，高度贊賞這個準確的概括。中美關系有很多問題，如涉臺、南海、科技打壓等等，但最根本的問題是中美之間到底是敵人還是朋友？中美究竟如何認知對方，并依此建立正確的相處之道，這是根本的問題所在。在這個問題上出現錯誤認知，政策就會偏差，一個小小的“氣球”也會惹出天大的麻煩。而1972年中美當時還沒有建交，還在冷戰對峙之際，但由于中美領導人正確認定中美關系就能“化敵為友”，那么像臺灣問題等也都會找到相對妥善的處理辦法。

其實，美國在對臺政策上一直有兩面性，這種現象具有深厚、復雜的歷史和現實的動因背景，而且還不斷處于變化波動之中。1972年中美破冰，但聯合國涉臺博弈，美國依然故我；1979年中美建交，美國出臺“與臺灣關系法”；1982年“817公報”發表，美國也對臺提出了所謂“六項保證”。但是，所有這些干擾，都沒有影響中國政府“咬定青山”“構建中美正確相處之道”的決心，都沒有阻擋中美關系的迅猛發展。同時，兩岸關系也在經歷了李登輝、陳水扁時期的急流險灘，在2008年后逐漸實現了“兩岸和平發展新格局”，這個積極的發展進程，不僅有海峽兩岸的共同努力，也有來自美方的“積極作用”。正如2012年4月，時任國臺辦主任的王毅訪問美國，會見時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伯恩斯，即美國現任駐華大使，王毅當時強調：“中方希望美方繼續發揮積極作用，期待中美共同努力，使臺灣問題真正成為中美關系中的積極因素，而不是消極因素；真正成為合作的因素，而不是摩擦的因素；真正成為增進戰略互信的因素，而不是導致戰略互不信任的因素。”可見，只要把握中美根本癥結，就能掌握中美涉臺博弈的主導權，十年前可以做到的事情，今后我們也可以爭取做到。

耶倫

直新聞：美國總統拜登和財長耶倫，近期輪番對中國經濟的動向發表了一些偏頗的言論，您怎么看？

特約評論員庚欣：這其實是美國官方的真情流露。幾十年來，關于“中國崩潰”、“中國風險”等論調，一直是和“中國威脅”、“中國最大強敵”等觀點同時并存。但是，中國還是中國，中國就是在這些閑言碎語、紛紛擾擾之中不斷發展，中美關系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成熟。不過，這次耶倫和拜登的擔憂，我覺得可能也是反映了中美特別是在經濟上，已經成為了“合作發展共同體”，美國對中國經濟既防范擔心、又重視依賴的真實心態。

事實上，中美是連續多年的國別最大貿易伙伴。無論特朗普的“制裁”，還是拜登的“去風險”，或是疫情干擾、俄烏沖突影響等，都不能減弱中美雙邊經貿額居高不下、不斷增長的勢頭，中國經濟一咳嗽，美國經濟就會感冒。中國經濟動向與美國的國計民生，已經息息相關，無論是體量還是結構上，已經具有了一種不可替代性。而且中美之間的共同體關系，并非僅僅限于貿易額那么簡單。在宏觀政策，比如財政、產業、債務、稅務、貨幣等等，這些宏觀政策的協調，一直是中美兩國重要的共識與合作行動，這更是難以替代的。有人開玩笑，中美是論經濟“一個鍋里吃飯”，談政治“放下筷子罵娘”。這雖然是一種不協調、不均衡的“政冷經熱”現象，但也表明了中美雖然有很多政治上的認知分歧和利益糾葛，但經濟上的雙邊或多邊合作必不可少，分工鏈、價值鏈的互動密不可分，宏觀政策上的協調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種力量相對均衡、利益緊密依存、風險高度共有的三位一體結構，是今天中美關系的客觀現實，也是最近中國經濟略有波動時，美方高度關注的主要原因。

作者丨庚欣，深圳衛視《直播港澳臺》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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