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來描述世界政治和經濟形勢變化，似乎已形成潮流。在前不久的G7廣島峰會上，向“全球南方”擴容也被納入議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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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英文表述中，僅以美國《外交事務》雜志為例，自2022年以來，有55篇文章以“全球南方”作為標題描述全局或作為背景討論單一性事件。在英文相關文獻語境中，“北方”和“南方”都是伴隨冷戰格局出現的語匯。“西方”和“東方”被用來描述冷戰格局下地緣政治的兩大陣營，二者間關系的本質是全面競爭，且具有對抗性質。“南方”有多層含義。一個層次是將“南方”定性為貧窮、落后的代名詞，其發展有賴“北方”提供援助和政策指導。另一層次是用來描繪戰后獲得主權獨立的國家，一種集體性質的政治外交行為，特別是在聯合國等多邊國際組織框架下。

在傳統意義上的“北方”“南方”或“全球南方”用語的興衰，折射的是圍繞國際“發展”議題的爭議。回顧聯合國牽頭的“發展十年”主題的變化，可以看到20世紀60到70年代的目標是“促進發展中國家GDP總量增長”，這與南方國家的追求是一致的。第二個十年的“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和第三個十年的“確認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則向規則和理念層面轉變。第四個十年規劃，“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則體現了“北方”援助“南方”實現經濟增長目標的結束；2023可持續發展目標更為明確地鼓勵或要求中低收入經濟體自食其力。

與此同時，“全球南方”并不是“北方”獨占的用語。以1964年77國集團的成立為標志，“南南合作”從強調民族獨立、主權平等、呼吁原殖民地宗主國提供援助，轉向通過促進技術轉讓、跨國投資等手段來推動所有欠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及社會福利的提升。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精英及聯合國負責推動縮小南北發展差距的機構，用“全球南方”來提示縮小南北發展鴻溝的道義性、廣泛性和艱巨性。

進入上世紀80年代，南南合作運動的勢頭進入式微階段。與拉美地區在二戰后在“國際分工”邏輯下與發達經濟體全面融合卻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相比，東亞“四小龍”經濟體各自開辟、拓展世界經濟中的縫隙市場，成功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與冷戰政治格局下的“西東貿易”平行相比，南南貿易逐步形成規模。這樣一來，以集體談判促成“南北對話”“南北合作”的訴求，說服力下降。南方國家自主發展成為主流意識。

以聯合國在2003年設立“南南合作日”（12月19日）、2013年聯合國將開發計劃署內的發展中國家間技術合作司升級為南南合作辦公室、2015年聯合國舉辦南南合作圓桌會議等事件為標志，南南合作作為21世紀國際發展治理的一個模式，重新受到廣泛認可。

進入21世紀，“全球南方”一詞在英文學術文獻和媒體用語中出現的頻率開始上升。一些歐美大學將“國際發展”教學與研究項目更名為“全球發展”。這體現出一種新的認知：研討世界范圍內發展態勢時，應走出“北方”為“南方”提供示范、援助等慣性思維。

新詞匯的內涵也充滿爭議。就筆者的理解，“全球南方”之所以在進入21世紀后成為歐美大學、智庫日益熱衷采用的名詞，可歸納為幾大因素。

一是地理學層面理解的變化。這似乎是爭議性最低的定義。在通用的世界地圖上，以赤道為分界線，世界的南半部絕大多數國家和社會的狀況，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與北半部有明顯的差距。

二是人類社會學層面的理解的變化。“認同政治”放在傳統的“南北關系”框架下，“北方”所傳遞的優越感，從文化、宗教、政治和經濟制度，甚至延伸到人種。支撐類似偏見的事實性基礎之一，是自主移民現象更多是從“南方”流向“北方”。

進入21世紀，特別是在北美和西歐，自身社會內部發生“文明的沖突”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全球南方”這個詞是在提示：即便是在南方社會，廣義上北方社會所固有的文化/文明優越感，其吸引力在下降。

三是對傳統發展經濟學的解釋力的理解出現了變化。美國經濟學家W·羅斯托于1960年出版的《經濟成長的階段》，數十年來都是發展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經典教材。該書用量化模型概括了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歷程的六個基本階段（傳統社會、準備起飛、起飛、走向成熟、大眾消費和超越大眾消費）。對于思考謀劃發達國家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經濟體之間的政策互動，該書所引導的思維是：南方國家學術精英們所看到的國際經濟關系的結構性不平等，其實是所有國家都不可跨越的階段。也就是說，北方并不必因為南方的持續發展困難，而感到有道義上的不足或缺失。

為什么包括中國在內的經濟體實現了，在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環境并未得到善待的情形下，至少在經濟總量和占全球GDP比例上的提升？為什么一些中低收入國家不再高度看重“北方”的燈塔效應？當越來越多的南方國家從中國的發展經驗中吸收正能量時，北方的優勢是不是難以為繼？發展模式和措施的“全球南方化”，對全球北方是否形成了結構性的壓力？圍繞上述類似議題的爭論，并沒有共識。（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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